人類學期望探索整體社會的作用過程，而現代社會太過龐大，不可能經由任一研究方法來有效掌握所有運作機制，因此，人口及其組織活動規模有限之無文字傳統的部落或前現代社會，往往就成了田野調查首選。他們多是殖民帝國或當代國家統治範圍內的原住民或邊陲少數族群。人類學者進入現代社會成員極少觸及的偏遠角落，開始長期的在地研究工作，幾年之後，一本具相當厚度的民族誌問世，通常它就被認為足以代表該地人群整體社會文化生活面貌。問題是，單一學者在村子一住一年五年十年以上，甚至一輩子的研究對象都是同一群人，而他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多半沒有村落居民以外的第二人得以見證。只有等到有其他研究者進入同一區域，才可能發現前一名學者在此駐足的點滴。

　　本文敘述一本極具代表性之人類學民族誌經典的作者，他的完書成就、以及後續所引發之研究倫理批判攻防等等問題。該事件即是前段提到的典型，也就是後來的研究者對前一研究者在同一地點群體之學術作為的挑戰。同時，它也是人類學極受爭議的倫理案例之一。不過，比較諷刺的是，今天很多人類學系課堂教材仍然必讀該著名民族誌文本，並視其為文化分析的典範，惟在另一專論倫理議題的課堂上，該書卻變成被質疑批判的對象。人類學界最詭異景象以此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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