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傳統上多以過去被殖民地人群社會文化為研究對象，後經多次的自我檢討批判，不少新學術關懷取向湧現，試圖使學科本身不至於陷入學術殖民的困境。然而，縱使如此，此一較常被稱為「第三世界」的亞非太平洋舊時代被殖民區域，仍是今日人類學研究的大宗。換句話說，高比率的研究者來自於已開發或高度工業化國家，其學術資源豐沛，積累成績可觀，對於相對上各項弱勢的被研究地點，不時出現倫理關係的焦慮。於是，居於國際人類學界龍頭的美國，甚至早於1970年代之際，即已透過學界自省，制定了學會會員研究倫理規範，各大學亦於往後10年間，分別設立了以人身(human subject)作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審查組織。

　　然而，研究者一方學術社群的單邊想像，是否即能產生對於所研究對象的保護效能，也就是說，各項規定條列精準明確，而研究者也宣示遵行如一，然，等到抵達了現場，萬事就可望行得通嗎? 筆者來自經濟條件和學術資源尚佳，且大步邁入已開發之林的臺灣，自2005年以來，即以常被指為亞洲貧窮指數與發展落後排名最末段的寮國為研究地區，10年來多次往返兩地，不停地感受巨幅落差的人類世界。

　　擬藉著本文，闡述分析以臺灣深受引領之「第一世界」(包括歐美紐澳與日本在內之國際地理範圍)思維觀念和經驗秩序為本的研究倫理原則，一旦進入第三世界之後的操作困境。